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瞿国春
10月13日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主办的“201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峰会”在京召开，本次峰会围绕“节能与新能源及智能汽车未来发展之路”的主题，探索新能源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与充电设施建设新思路、新方法，峰会邀请到相关行业内众多大佬展开了热烈讨论。以下节选部分发言人的观点。
瞿国春首先肯定了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的良好成绩，也指出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第一、散、小、弱的问题。目前我国具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有263家，但是全年产能不足100台的企业有47家，客车企业67家，可见大量规模小技术弱的企业存在，没法保证产品的质量，同时又会通过恶性竞争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，严重影响了产品技术的提升。
第二、安全问题。2011年以来，我国共发生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31起，2015年9起，201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8起，发生的频率有所提升。特别大客车，电池装的多，一旦发生事故，极易造成群死群伤。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，安全问题会更加突出。
为了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，瞿国春认为应该提升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准入门槛并加强监管。
准入方面，主要是针对企业和产品两端，扶优扶强，淘汰弱势，同时提高企业能力建设和产品性能要求。在企业方面，新版准入规定企业要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，以及车载能源、驱动系统的集成匹配能力等方面提高要求，主要目的为了企业掌握核心技术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。
在监管方面，瞿国春强调两点：一是要求企业建立产品安全检测平台，对已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底盘运行状态进行监控，直至车辆停止使用或者报废，检测数据包括：车辆安全、故障、充电、能耗等方面，并对监控数据进行分析，为车辆改进提供数据支撑，同时监控平台也要与中央、地方数据平台进行对接，建立生产企业、地方、中央三级监管网联平台，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电动汽车充电运行进行监控。
二是车辆生产企业应该在新能源汽车整个生命周期内，对汽车使用、维护、维修情况，并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状况，故障、问题进行分析。三是要求企业建立新能源汽车事故应急处理制度，包括应急预案、救援、事故调查方案等等。此外，工信部还将加强市场监管，整车、动力电池市场抽查、检测制度，对存在安全隐患，造假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理事长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
董扬介绍，协会已按照国家能源局要求，提交了充电桩、充电支付和充电信息“互联互通”的实施方案，以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充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。其中，鼓励新能源发展迅速的地区建立信息数据平台，将为搭建国家数据平台打下一定基础。
同时，重视充电安全性、促进充电安全性也是协会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。“现在电动汽车都是大电流且充电时间较长，安全事故的情况也比我们想象要复杂得多。”董扬分析，充电设施事故主要原因为电池和充电设备品质不良，以及车辆和充电机通信不畅导致过充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提出，定期监控是远远不够的，应对车辆充电进行实时监控。
最后，协会方面还为充电设施认证认可建立了工作体系，包括认可标志的制定，选定认可认证检测相关机构，和认证信息的公开透明。“我们将继续促进行业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，达到理想的配比数量和科学分布，推动安全规范运营的规范性文件的出台。”董扬说。
据中国工业协会在牵头成立的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统计，截止8月份，我国公共类充电桩92500个，私人充电桩16205条。我国充电桩设施总量排名广东第一，北京次之，江苏第三。从中汽协新能源保有量数据来看，车桩比为4：1，距离科学配比还有一定的距离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石耀东
在会上，石耀东就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上的思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他首先对于新能源汽车近两年迎来井喷式增长、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等非常好的发展态势表示肯定。
石耀东还指出，新能源汽车在迎来井喷式增长的背后，也存在着很多隐忧：第一，新能源汽车存在技术问题，动力电池的技术、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问题，还有电池组技术、电池管理系统、整车的系统集成等等；第二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；第三，新能源汽车成本居高不下；第四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不足；第五，新能源市场还不太完善，过度依赖政策补贴。
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政策补贴，新能源汽车的骗补现象，石耀东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，比如利用互联网交换更多信息、打破生产要素的流动当中的制度性的障碍、推动创新的价值链供应链的创新重组、延伸新能源汽车的价值链从而衍生出一些新的使用价值。
他表示，随着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逐步退坡，未来这一产业将面临诸多问题，例如核心技术储备不足，产品线单薄，成本居高不下，售后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等等，这些都将制约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。在石耀东看来，前段时间所发生的大规模骗补行为，暴露出了违法违规成本过低的弊端。
在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导向方面，石耀东建议，应由当前以约束性行政管制手段为主的政策体系，逐渐转向激励与约束并存、社会性管制手段为主的新政策体系。在新能源政策上，应当更加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财政资金投向哪里才更有效，如何加强产业政策的事中与事后管理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